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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驰骋经济学领域达半个世纪的“老将”，胡乃武称得上是权威级人物。他不仅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而且极具开创精神。他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他是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开拓人之一；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他是较早提出应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创立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说他是当代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垦荒者和播种者毫不为过。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胡乃武不仅孜孜于自身专业能力的不断提高，还在教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端和拔尖经济人才，对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胡乃武看来，培养人才就是自己的天职，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拔尖人才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追求。
甘为人梯，潜心培育青年才俊
记者：当前活跃在经济学界的若干青年才俊很多受教于您的门下，他们在访谈中都多次提及您对他们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在你从教的几十年时间里，您觉得哪些学生是最让您引以自豪的？
胡乃武：我在大学里当教师的40多年里，一直十分重视对拔尖人才的培养。远的不说，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里，经我培养的有熊盛文、张勇、杨瑞龙、吴晓求、王庆、周振华、韦伟、郑超愚、张可云、龙向东等人。
记者：可以说，您在培养拔尖人才方面贡献卓越，请您具体谈一谈您的培养心得。
胡乃武：概括地说，就是发现“可造之才“，因材施教，精心培养；创造条件，发展优势；甘为人梯，勇于破格；严格要求，鼓励攀登；超越老师，奋发向上。我就举几个个例子，谈一下对不同人才培养的方式吧。
熊盛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国民经济学专业1979－1983年的本科生。他当时担任学习班长，我是国民经济学专业授课教师并兼任班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熊盛文学习好，人品好，乐于助人，与同学团结友爱，是一位“可造之才“。于是，我对他的培养格外用心，亲自担任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他选定了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毕业论文题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数量关系研究》，并亲自带他去当时全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兰州市进行毕业实习，并通过私人关系为熊盛文选定了兰州市污染最严重的兰化作为实习地。鉴于当时国内关于防治污染的文献十分缺乏，我让熊盛文系统阅读了历届国际“环境发展”会议的全套英文文献。在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和占有较为充分资料的基础上，熊盛文撰写了45000字的毕业论文。我着眼于培养他严谨治学的学风，让他不必急于把论文的初稿交给我审阅，而是要认真修改论文至少三遍，一直改到表达科学准确、没一句“可有可无”的话，读起来琅琅上口时为止，然后再交给我审阅。他的确这样作了。一天晚上7时左右，他把改到不能再改的45000字的论文交给了我，我坐在沙发上一口气就读完了这篇论文，只改了一、两个字，就这样定稿了。我给这篇论文打了“优秀”成绩，并推荐给刚刚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发表。责任编辑说，“教师在这个刊物上也只能发表9000字的文章，你的学生的论文长达45000字，最多也只能发表9000字。”我说：“那就请你压缩为9000字的文章发表吧。”责任编辑审稿后，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学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不好压缩，编辑部决定连续刊载。”论文发表后，国家建设部给编辑部打来电话，以为是老教授写的文章，除了“请教一些问题”外，还请熊盛文为其撰写特约稿。
毕业后熊盛文回到了江西省计委工作，由于表现突出，经常为省委和省政府领导起草工作报告，为《江西日报》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工作两年左右就被选定为江西省计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后来，他先后升任江西省计委副主任、主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副省长等职务。
其次，谈谈对杨瑞龙的培养过程。我是198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杨瑞龙是我的博士生开门弟子。鉴于杨瑞龙报考我名下的博士生时，已出版关于经济体制改制的专著一本，在《经济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我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经我推荐，报请研究生院批准，按免试将他录取为博士生。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对他的培养主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要求、勤督促。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和他交谈，鼓励他珍惜时光、刻苦治学。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他在学校的两年里，天天读书写作到深更半夜，可谓“发奋读书 、勤奋耕耘”。为了使他的博士论文有一个高的起点，我要求他围绕论文所作的文献综述要写成能达到出版水平的一本专著。杨瑞龙提前一年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二是吸收他参加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研究，从科研实践中开阔他的视野，进一步提高他的研究能力。三是利用中外合作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积极推荐他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合作培养一年。四是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请委员会严格把关。这些专家一致认为，他的论文是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免费出版。杨瑞龙毕业后，我把他留在经济研究所任教。由于他科研成果多且学术水平高，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记得杨瑞龙曾当面问我说：“胡老师，您这样提携您的学生，就不怕学生超过您，影响您的发展？”我回答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否则科学就难以发展，社会就难以进步。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学生超过老师，这是老师的光荣，老师应当为此而高兴，而不应当压制学生的发展。”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将经济系、国际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加以合并，组建为经济学院，校党委常委会做出决定，要我当经济学院院长。当年，我已63岁，像杨瑞龙这样的年轻一代学者已成长起来，于是我诚恳地向校党委书记提出，我年纪大了，不宜担任院长，由年轻一代学者担任为好。于是杨瑞龙等青年教授相继担任了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职务。现在，他已是享誉国际的制度经济学家了。
再次，谈谈对吴晓求的培养过程。吴晓求是我1983-1986年的硕士生，也是我与钟契夫教授合作培养的博士生。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吸收他参加了我主编的《经济杠杆导论》这本专著。从他的撰稿中，我发现他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虽然那时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吴晓求写的宏观调控已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而且洋洋洒洒写了10多万字。硕士论文答辩时，我特别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担任答辩主席。众所周知，董教授是以严格治学著称的。他对吴晓求的硕士学位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表明，吴晓求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于是，在他硕士毕业后，我就把他留在经济学研究所任教。我对吴晓求的培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吸收他参加我主持的研究课题和主编的专著。他作为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参加了黄达教授和我主持的国家体改委委托的题为《关于改革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课题、吴树青教授和我主持的《1988-199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课题、我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专著的撰稿，从这些科研活动实践中进一步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提高了他的研究与写作能力。二是经常带他参加全国重要的学术会议。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经济杠杆问题研讨会，并在这次会议期间成立了全国经济杠杆研究会。出于对吴晓求的培养，我让吴晓求代我出席了这一重要会议。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方法”组工作，那时定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还有国家体改委召开的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研讨会，我都带吴晓求去参加。通过参加这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使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和学者，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和教诲，自然会受益良多。三是与他合作撰写论文。有的由我主笔、有的由他主笔，共同讨论，先后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领导向我提出，要把吴晓求从经济所调到他们那里担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也是我们经济学研究所的学术骨干，把他调走，对经济学研究所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但是，我从有利于吴晓求本人的成长和发展着眼，毫不犹豫地把他放走了。他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之后，由于他有魄力、有能力、善谋划，把这个所办得很好，成为全国知名的金融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的知名品牌。现在，吴晓求本人已升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目前，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仅有两名长江学者，即杨瑞龙和吴晓求，他们都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也都是首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的获得者。
呕心沥血，全力扶持栋梁之才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局限在自己学生的圈子里。譬如魏杰、李杨、金培、林岗等经济学家，虽然都不是您的弟子，但您对他们的成才也有重要影响。您能谈一谈您是如何在学术上扶持他们的呢？
胡乃武：有些拔尖人才，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是我也视同自己的学生一样，尽心竭力地加以培养，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魏杰是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1984-1987年的博士生。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刻苦钻研，勤奋耕耘，并发表了许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具有前沿性和高质量学术论文，在经济学界已崭露头角，无疑是一位拔尖人才。当时，我任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经常接受国家体改委委托的重大研究课题。于是，我从人民大学在读博士中挑选了8人，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研究，魏杰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课题组经常展开学术讨论、交流学术见解，使每一位成员受益匪浅。魏杰毕业后，我把他留在经济学研究所任教，并在他任教未满一年的情况下，就报请组织部破格任命他为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随后的一、二年里，魏杰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和教授，这就为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进行换届。经济系老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宋涛与卫兴华教授力主我出任经济系系主任，我极力推荐魏杰担任。魏杰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之后，在教材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盛传学界京城四少，魏杰就是其中之一（另三位是樊纲、刘伟、钟朋荣）。
李扬是人民大学1987-1990年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是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王传纶教授。无论是金融学还是财政学，无论是国内金融还是国际金融，李扬都有着较深的造诣，很有培养前途。我把他也如同魏杰一样，吸收到我主持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梯队中，这就为他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李扬的博士学位论文《财政补贴问题研究》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在评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时获得了著作奖。李扬毕业后，我把他推荐到社科院财贸所去工作。他进财贸所后不久，就被提升为财贸所副所长。现在，他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金碚是人民大学吴树青教授的1987-1990年博士生。他同样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一位博士生。为了很好地培养他，我也把他吸收到我主持的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队伍中，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他共同主编了《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出版后，许多高校都把这本书作为教材，并给与了很高的评价。金碚毕业后，由我推荐到社科院工经所。他到工经所工作后不久，就被晋升为工经所副所长，在工经所，无论在科研成果上，还是主持《经营报》，金碚都成绩斐然。现在，金碚已升任工经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在学界知名度很高。
林岗是人民大学经济系吴树青教授1987-1990年的博士生。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一年，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可谓“学贯中西”，很有培养前途。出于对他的培养，我也同样把他吸收到国家体改委委托的重要课题的研究队伍中来。当时，他已出版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专著。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留在人民大学经济系任教。不久，就与魏杰搭档，担任了经济系副系主任。我在主编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时，曾约他撰稿。鉴于他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丰硕且质量高，我极力推荐他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后来在晋升他为研究生院副院长和副校长时，我也都是积极支持的。现在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
奋发向上，勇做专业排头兵
记者：谈了这么多学生的成才之路，您能为我们谈一谈您自己的成才之路吗？
胡乃武：我之所以能积极主动地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是和我的恩师李震中教授的教诲和影响分不开的。可以说，我是李震中教授一手培养起来的。全国解放之后，国家缺乏干部，于是我放弃了享受人民助学金继续升学的机会，在老校长蔡力夫的支持下，欣然报考了山西省邮政管理局，于1951年2月参加了革命工作。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当时，高等院校生源缺乏。为此，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动员各单位优秀的在职青年报考大学。经所在单位推荐，我于1955年报考了大学。当时填报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是北京邮电学院管理系。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它先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院校招收学生。一旦被它录取，就不能再报考其他的学校。当时，报考人民大学的人很多，平均每10人才能录取1名。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专业共招收了5个班，约150人左右。我在第五班，任学习班长，并兼任五个班的大班班长。入学那年，李震中是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1958年升任计划系系主任。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人大与北大党委共同发起和组建了170多名师生组成的“人民公社调查组”，分三个大组分赴河北、河南进行调查研究。李震中为河南信阳调查组组长，兼信阳县委副书记。当年的11月份，我们班正在北京丰台区看丹乡进行劳动，我被抽调出来参加李震中领导的信阳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从此与李震中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有幸经常受到他的教诲，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1959年6月，我们完成调查任务后回到学校，我面临毕业工作分配问题。就在毕业离校前夕，经党组织四年的考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公布工作分配名单时，我被留校免试继续攻读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生。和我一起留计划系读研究生的还有田江海（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与刘成瑞（人民大学原经济计划系主任）。毫无疑问，我们三人之所以会被留系深造，李震中主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生毕业后，李震中主任又把我留在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决定选派优秀教授为本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课，经系领导报请教务处批准，让我为本系四年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学生讲授专业课，并兼任政治辅导员、学生党支部书记。李震中主任亲自在我授课的班里蹲点，进行指导。这对于一个刚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来说，担子显然不轻。但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的培养，我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
1971年1月人民大学停办后，在系领导成员李震中的参与下，我被安排调入清华大学任教。1978年5月，人民大学刚一复校，就向北京市委打报告，提出一个必须回校工作的60人名单，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任北京市政治经济学教材编书组副组长，正在外地高校进行调研工作，就接到了让我回人民大学报到的通知，这也是李震中主任所作的安排。
1982年，李震中安排我协助他编写《计划经济学》（53万字）专业课教材；同年，特邀我为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这无疑是对我这个青年教师的培养和信任。1983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接着于1985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评为当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当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的平均年龄为67岁，而我只有52岁）并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同年3月，我被任命为由教育部批准新成立的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当时，李震中既是主管科研和职称评定工作的副校长，又兼任计划统计学院的院长，他在职称晋升问题上，敢于打破论资排辈，敢于让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是很不容易的。不仅是我，而且吴树青（前北京大学校长）、周新城（前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靳辉明（前社科院马列所所长）、吴易风（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资深教授）等青年教师也都和我一样，被先后破格晋升为教授。李震中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好领导。
（本文入选作家出版社北京文化热点丛书《十大中华经济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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