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说您很小就能把《水浒》108将倒背如流了，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呢?

       戴逸：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历史，不过我读的是小人书。

       记者：您读哪些小人书?

       戴逸：《水浒》《三国》这些。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看这些小人书。我们那小人书不用自己去买，可以租，每天他来换给你看。租书人也是很好的历史故事讲解员，他能够给你讲很多历史故事，我很爱听，所以很小就喜欢历史。但是我小时候的成绩很差，到小学六年级，全班有两个人不能毕业，我是其中一个。

       记者：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变的?

       戴逸：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发生抗日战争，我们逃难逃到了上海。我两个姐姐都在上海念中学，我也应该上初中了。不过我没考上学校，每天晚上看我姐姐跟邻居的孩子都在那儿读书，我就非常羡慕。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要求学习的。后来我第二年就考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学。读书后，我两边坐着我们班的正副班长，这一下我就跟他们交朋友了。所谓近朱者赤，我的功课很快就上去了。

       那时我经常到旧书店去看，我们那儿旧书店很多。当时，我看到一部《昭明文选》，版本很好，但是缺几卷，我就花比较少的钱把它买下来了。以后我借了一本全的《昭明文选》，花了一个多月把缺的部分补上。

       大量的阅读使戴逸对历史充满了探究的兴趣，他甚至认定，文史研究是他一生的志向。

       1944年戴逸高中毕业.但他却没有在江苏和上海找到理想的文科大学，只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也许真是命中注定他要与历史结缘，在他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招生考场报名点居然开到了他的宿舍楼下。

       记者：为什么你最初选择了交大?

       戴逸：因为沦陷的时候，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我成绩比较好，不愿意上那种差的学校。北大当时已经搬到昆明去了。我进交大是1944年，第二年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迁，北京大学到上海招考，而且考场又正好在我宿舍下面，我就去考了。我原来很可能就是搞铁路的了，因为我学的是铁路管理系。

       戴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放弃了两年学业，为的就是到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而最让他惊喜的是北大图书馆，那么多曾经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高高的书架上，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那个时代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戴逸在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因此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

       记者：您念北大的时候是胡适当校长，他亲自给您上过历史课么?

       戴逸：说起来，我跟胡适有点缘分吧。因为我到北大去上学的时候，有个老乡给我写了封信把我介绍给胡适，后来胡适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谈话。所以他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功课比较好的学生。我后来搞学生运动，办学生图书馆，因为他们知道我跟胡适认识，让我去跟胡适交涉要房子。胡适那时对我很不满意，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

       记者：他反对?

       戴逸：他反对学生运动。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你要看书，北大图书馆书不多吗，干吗还要搞一个图书馆。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不行，没有进步的书。后来我就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我被抓进去，他却帮了很大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赶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放了出来。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被送到解放区。在古城沧州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他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记者：您说您佩服很多历史系的老师，为什么最终您选择了清史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戴逸：这个有许多偶然性。我到解放区以后，开始搞的是党史，但是那时候刚解放，各种老师都非常缺。当时我在人民大学，有一位近代史的老师刚好调到北大去，他的课没人接了，所以要有人接。这是组织分配的任务，也是一种机遇。

       史德是最重要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居然曾经当过猪倌。“文化大革命”中，戴逸在将两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被分在二连养猪班。他的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 

       与戴逸一起当猪倌的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每天挑泔水、起猪圈、煮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了让这些“老头猪”长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无奈的是，这个史学家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不过，命运的坎坷没有让戴逸放弃希望，他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在新世纪编纂《清史》而存在的。

       记者：近年来，有关清史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但同时也最受争议。对电视剧里关于历史那些戏说，您是什么态度?

       戴逸：有些戏说没有必要。我看《戏说乾隆》，觉得除了乾隆的名字是真的，所有的都是假的。这不是个历史剧，它仅仅是娱乐片。好在名字就叫“戏说”，人家也不会去误会。

       记者：但是对这种“戏说”，您是一个容忍的态度还是比较反感?

       戴逸：我是比较容忍的。我觉得戏说是娱乐片，能给别人欣赏也就行了，我不指望赋予它什么功能。

       记者：但您也不否认文艺作品要对社会负责。

       戴逸：是的，要尽可能地保存真实，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要去虚构。因此我们要编清史，希望对历史有个更正确的判断。说到修史，我觉得做史和其他的学问都不一样，它还有一个人格的问题，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要不畏强权，也不随潮流。

       记者：您把史德放得最高。

       戴逸：史德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写，不要隐瞒不要假造，隐瞒假造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

       记者：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戴逸：我觉得我是个很一般的人，成绩也是很有限。但是我个人的特点，就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

       戴逸将纂修清史这项工程当作百年不遇的盛举。他说：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最大的幸事。

        据悉，《清史》主体将多达92卷，约3000多万字。当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的时候，距离《二十四史·明史》的成书之日正好是275年。

       (原文链接:http://xmwb.news365.com.cn/ygb/200803/t20080320_1800968.htm)

       (编辑: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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