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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给劳动者法律的关怀 |
(2008-04-07 10:04:03) |
| 作者：检察日报 |
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国劳动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劳动争议处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4年获得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颁发的“劳动法学理论研究杰出贡献奖”。
从１９５０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起，关怀已执教５８周年
３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第二会议室内热闹非凡，１００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冒雨相聚这里，庆祝该校法学院教授关怀执教５８周年。
中国需要一部自己的劳动法
“我与关教授相知、相教、相处５８年。在这５８年里，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所所长王益英回忆起与关怀共事的日子，感触颇深，“关教授是我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５８年的从教之路他走得很艰辛，他见证了我国劳动立法的曲折历程。”
王益英的思绪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１９５０年，许多大学法律系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同年３月由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教系统中显示出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同时成立的法律系受人瞩目。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效仿莫斯科大学模式办学，聘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任教，该校第一批教师基本上是在苏联专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关怀就是其中一员。当时，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劳动法这门课程，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利用劳动法为劳动者更好地服务。受此影响，关怀树立了从事劳动法教学和研究的目标。
在学习和教学中，关怀发现中国教师照本宣科地讲苏维埃劳动法根本行不通，应该进行教学变革，授课时加入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元素。后来，他又提出了“中国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劳动法”。之后几年，关怀奔走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相关部门之间，为日后我国劳动法立法做了大量的铺垫性工作。
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劳动部也开始着手立法工作。当时，劳动部成立了以常务副部长毛齐华为主任的起草委员会，关怀作为劳动法学专家加入起草工作。不料，此后相继掀起的政治运动使我国整个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受到了重创，劳动法起草工作也就此夭折。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夭折多年的劳动法立法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关怀斗志勃发地与其他专家联手展开劳动法立法相关工作。经过１０余次修改，劳动法草案终于成型，并于１９８４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因分歧较大，劳动法草案再次搁浅。提到两次夭折的劳动法草案，关怀感慨不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纠纷日益增多，劳动立法势在必行。１９９０年，劳动法起草小组再次成立。关怀热忱不减，在此次劳动法的起草讨论中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劳动法中应该涉及“集体合同”的条文，强调除劳动者个人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外，还应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工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以便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出，我国劳动法应体现宪法原则，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如休息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等。他的意见大部分被采纳，至今都发挥着作用。
耄耋之年，笔耕不辍
关怀执教５８年，桃李满天下。
自１９５３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招收两年制劳动法研究生起，关怀便担当辅导教师一职，这批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我国研究劳动法的领军人物，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马原、西北大学政法学院原院长穆振汉、原劳动部劳动保护局局长叶伟杰等。文革结束后，关怀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会长姜俊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爱青等，均是他的学生。
为了培养更多的劳动法和工会法专家，关怀常年游走在基层，为各省、市工会干部进行法律培训。１９８６年，关怀创办了中国工运学院（现已改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并担任第一届系主任，他对学院的课程设置、培养计划作出周密的安排，使该系成为工会系统培养法律工作者和研究劳动法的基地。
在学生眼里，关怀是一位慈祥亲切、作风严谨的好老师。人权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尤雪云回忆说：“记得研究生开学的第一天，关老师便教导我们，３年的时间很短暂，希望你们静下心来钻研学问，学术上的事情马虎不得，必须踏踏实实去做……”
关怀时常与已毕业的研究生们聚会、通电话、书信联络，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关怀的学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较多，他鼓励他们：“没有记者和编辑，读者就看不到好文章。不过为他人做嫁衣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积累。”
“关教授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每逢年节，总要招呼家在外地的学生去他家包饺子，可热闹了。”姜俊禄笑笑说，“不过，关教授也有严厉的一面。那年我准备报考他的研究生，考前跑到他家想摸摸有关国外劳动法方面的题型，但不管我怎么‘诱导’，‘木讷’的关老师就是滴水不漏。无奈，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可在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永海眼里，关怀并不是个“木讷”的人。“我曾经和关教授一同出访台湾，在一次晚会上，在《达坂城的姑娘》的乐曲声中，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载歌载舞，优雅的舞姿博得了在场所有学者的喝彩。此次出访，在他的带领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两岸法律学者的友谊。”
如今，８１岁高龄的关怀仍然带研究生，并且笔耕不辍，为我国劳动法学奉献着余热。“在劳动法学建设方面，关怀教授主编了８本教科书，最突出的贡献是应司法部的要求，主编了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劳动法教科书，即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该书教育了几代学子。”说起关怀对我国劳动法学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滔滔不绝，“１９９４年７月我国劳动法颁布后，关怀主编了新的高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系统阐述我国劳动法的制定过程、指导原则、立法精神。为适应２００６年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法学主干课程的需要，关怀正在主编２１世纪法学规划教材《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２００７年６月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他即着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导读》，对该法进行阐释。”
当代施洋大律师
在这次座谈会上记者意外获悉，关怀原名并不叫关怀，而叫关家驹，其父以其喻英俊少年才疏之意。母亲更是望子成龙，对他严格要求，告诫他：做人要有正气，待人要温暖。
至于“关家驹”为何变成了“关怀”，关怀解释说，他自幼酷爱诗词，在处女作《画像》中写道：“我是一块煤，从厚压的岩层中被掘起，为了增添人间的温暖，把自己变成灰烬。”他说这是他一生做人的基准，也是把名字改为关怀的原因。
“如果没有关怀，我就不能安度晚年。”在座谈会上，年近７０岁的赵灿铿锵有力地对大家说。
１９９３年５月，赵灿所在的北京四海宾馆因企业转制，导致包括总经理在内的６８名职工被集体辞退。工人愤而起诉，结果输了官司。此事经媒体报道，引起关怀的重视，他撰文“必须依法保护他们的劳动权”，支持工人维权到底。在关怀的呼吁下，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多个部门为此案专门组织了专家研讨会。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历经８年、８次民事裁决、４次民事判决，工人们最终赢了官司，获赔１２８万元。
赵灿告诉记者，关怀没有收取他们一分钱。对此关怀的解释是：“工人们的处境太困难了，６８个职工就是６８个家庭，８年来他们已经付出了许多财力。作为一名劳动法专家，如果再收钱，岂不是让他们雪上加霜？”
帮工人维权，关怀也惹过“麻烦”。１９９５年３月，浙江宁波一对姐妹在当地一家工厂打工，工厂向二人收了入厂押金。４个月后，姐妹俩非但没有得到分文工资，反倒欠了工厂几百元，两姐妹提出辞职。工厂认为，她们单方面解除合同，属于违约，应赔偿工厂５０００元。宁波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她们败诉，法院也判决她们败诉。关怀得知此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替姐妹俩伸张正义，批评工厂收取工人入厂押金是违法行为。该工厂以侵犯企业名誉权为由，将关怀告上法庭。
关怀不甘示弱，在答辩状中称：“作为一名劳动法专家，维护法律的尊严，为职工伸张正义是我的职责，难道错了吗？在媒体上以案说法是我们法律专家普法的职责，难道也错了吗？”最终，此案由浙江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后法院改判这家工厂败诉，并判决工厂补发两姐妹的工资。
自１９８１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起，关怀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劳动者维权。因为仗义执言，他被受助者称为“当代施洋大律师。”对此关怀淡然一笑：“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乐趣”。
原文链接：http://www.jcrb.com/n1/jcrb1617/ca697379.htm
（编辑：黄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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