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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讲究，随遇而安；学术不迷信，不疑处有疑。
55年风雨历程，铸就新闻史研究丰碑。
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教授方汉奇的写照。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方汉奇用一生的时间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30年之际，记者近日对方汉奇教授进行了专访。
方老的家面积不大，但书房却显得格外宽敞。堆满三面墙的图书让整个书房飘荡着浓郁书香。初见方老，行动敏捷，丝毫不见老态。一头银发，显得精神矍铄。谈起往事和治学之路，方老更是思维敏捷，妙语连珠。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1926年12月，方汉奇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林启和外公林松坚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幼时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适逢乱世的外界环境，使得方汉奇十分关心时局，喜欢上新闻这一行业。1946年，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大学毕业后，方汉奇来到上海新闻图书馆负责《申报》历史的整理工作。
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年仅27岁的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从此开始了他55年的新闻史研究生涯。解放初期，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到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要找米下锅啊!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
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方汉奇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闲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1957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经过三五年这样的积累后，讲课算是上正轨了，可是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实事求是 安于治学
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在“反右倾”、“反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中，人大新闻系也开展了“学术批判”运动，方汉奇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渊源的观点，被视为阶级立场问题，成了批判对象之一。十年动乱中，方汉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大小批斗会，然后当小工、打扫厕所。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方老评价自己是随遇而安。他说：“有一点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是‘牛鬼蛇神’，就做好‘牛鬼蛇神’。当时我的身体很好，属于强劳动力。我的体会是知识分子过劳动关不难，劳动人民过知识关不易。”
没有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他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当黑帮，挨批斗，晚上回来还猫在冰冷的小屋里坚持读书。别的书不让看，就啃《资治通鉴》，照样做卡片，甚至连《小学生字典》都反复研读，“平日里有些恍恍惚惚的字认不准，字典帮了我这个忙。”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复校，方汉奇带着自己的四大箱书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人大。当时校园百废待兴，条件艰苦。方汉奇的家连一张书桌都摆不下，他就用书箱当书桌，用两年的时间写出来57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这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发表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受到海峡两岸新闻学界高度评价和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被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在治学生涯中，方汉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先后在海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提出了许多学术观点。例如，他认为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而不是像有些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所说起源于汉朝；他认为中国的民办报纸起源于北宋，而不是南宋；他认为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都是古人对封建官报即邸报的异称，并不是独立于邸报之外的一些报纸……
史海无涯 上下求索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方汉奇重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他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中。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进奏院状》是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它是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后来，他在《唐代文化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进奏院状》，但是没有展开。”
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孙文芳在新华社当记者，在伦敦常驻，我就委托他替我到不列颠图书馆查《进奏院状》，他誊录后还替我拍了原件的照片，现在新闻史课本里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他当年拍的。”
得到这份“进奏院状”的誊录件后，方汉奇不避繁难，开始了逐字逐行的疏证、辨析。“进奏院和邸是个什么关系?进奏官和邸吏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是古人对封建官报的异称？”
就这样，他一个一个问题地深入探讨，苦苦追寻，条分缕析，层层剥笋，终于使缠绕着《进奏院状》的一个个疑窦渐次消弥。经过严密的考证，方汉奇推出了自己的结论：现藏不列颠图书馆的这份《进奏院状》，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同时也是现存的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
老而好学 如秉烛之明
古代圣人孔子曾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这恰恰也是方汉奇教授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采访方老的时候，记者注意到他桌面的两台电脑。方老说，自己是人大老教授里面最早使用电脑的人。“1996年开始用电脑打字，当时用的是386；1998年开始上网，用的是奔Ⅱ；现在已经换到第四代了。上网除了捕捉信息，更重要的是沟通方便。我和海外学者合作写一个论文，他写好了，发过来我改，我再发回去，人都没有见面，论文就已经发表了。”
如今，方汉奇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激情和活力，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除了博览群书之外，方汉奇每天都要浏览人民、新华、新浪等网站，也少不了光顾一下Google和百度。“我到网上去看新闻，主要是希望扩大一些信息量，捕捉媒体上没有报道的或者漏报的一些信息。网络是全天候的，可以24小时沟通，还可以互动，这些优点都是平面媒体没有的。”
除了继续在新闻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方汉奇还在培养新一代的新闻史研究人才。“现在还带着6个博士生，今年新招了两个，还有2个博士后还没有出站。”方老介绍说。
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方汉奇也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1996年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编辑：冯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