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教授简介

何家弘教授是我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著名法学家和犯罪侦查学家，他维护法治，并且以独特方式提倡其理念….通过撰写侦探小说（其中四本已翻译为法文，由Aube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是满族人，1953年出生在北京。16岁时，作为一名“知青”，他远赴中国最北方，以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在那里他生活了8年，他对该地区的认识构成了其第一部小说《人生情渊——双血型人》的魅力之一。该小说于2003年被翻译成法语。在返回北京后，他在一个建筑公司当了两年水暖工。在那里，和一名女医生的相遇促使他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后来该女医生成为了他的妻子。在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他开始了教学生涯，后来获得了位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法学院奖学金。通过一年多的学习，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为了继续在中国的教学生涯，并参与司法制度改革，何家弘于1993年底返回北京。他在美国的经历，如伊利诺依州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构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说《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中一些章节的内容。1997年他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他对香港的印象构成了其小说《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的部分内容

记：您的满族身份对您是否具有意义？

何：这是我的一笔家庭遗产。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我父亲也当过军人，但时间很短，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满族人非常热爱艺术和文学，我父亲在绘画（扇面画）方面很有天分，我母亲的书法很有造诣。我自己在小学时就开始写诗….

记：您在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农场里呆了很长时间吗？

何：8年，一直到1977年底。那里在哈尔滨北部300公里。我在16岁时作为“知青”到了那里。我当时是自愿去的，而比我年长的一些人可能是不自愿的，他们大概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当时很具有革命精神。我当时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未来，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未来。
我在那个农场里工作，还是“模范”拖拉机驾驶员。后来我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变化。1971年，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林彪的飞机坠落，使我开始思考，感觉年轻人可能成为了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工具；但当时这想法对我来说还不是很清晰。1973年开始，有些“知青”通过他们家庭的关系——“跳板”，回到了北京。大学也重新开始招收大学生，但是只面向“出身好”的人，或者说出生于“红色家庭”的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作为“模范知青”，我以为自己也能被选上的。我当时很喜欢看书，而不是像别的“知青”那样在劳动间隙只是玩牌。我没有能够被推荐上大学，这使我感到很痛苦。后来，为了展示我的能力，我开始写小说。在此之前，我曾经有诗歌发表在一家地方报纸（黑河日报）上。

记：在四本已经出版的小说外，您还写了其他小说吗？

何：不是四本，我写了五本小说，但第五本还未翻译成法语。目前，我没有时间写作，但是我积累了一些想法和素材，为以后的写作做准备。一些法学界朋友对我进行文学创作提出了批评。但是，这赋予我非常特殊的地位，我大概是中国作家协会里唯一的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

记：您的书是为了中国读者写的….

何：完全是这样。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未想过在国外出版。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国外出版。Marie Claire Cantournet，我的小说的法文翻译者，是在我受邀访问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之后得知我的。她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并且作为她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后来，她来到北京和我探讨她的论文。毕业后，她向我建议，由她将我的小说翻译成法语并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企鹅出版社也和我签订了《人生情渊》一书的英文翻译出版合同。但是，英文翻译拖的时间很长，本来一年前就应该完成的，目前该书的出版预计在今年年底。去年，英国的《卫报》推荐了“亚洲十大犯罪小说”，我和裘小龙都名列其中，不过我从未见过裘小龙本人。我和美国有很多联系，因为我在美国学习过，而且现在担任《中国法学前沿》（英文）的主编之一，发表中国法学领域的前沿性学术文章。因此，我很希望看到我的小说的英文版。

记：您说过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家好的出版社…

何：我的第一本小说最初是在报纸（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很好的出版社，隶属于公安部。其后三本小说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在法律领域内最大的出版社，隶属于司法部。后者出版过我的法学著作，但是它并不具备适应文学作品的市场营销和发行。最近，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五本小说的文集。

记：您现在阅读公开出版的侦探小说吗？

何：我现在没什么时间阅读小说。而且侦探小说在中国所具有的地位并不像在国外。中国的读者更喜欢尚武类型的武侠小说。他们对中国作者写的侦破小说也不太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去读歇洛克•福尔摩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但是这些年来，中国侦探小说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在1980年代，侦探小说的作者主要是经验丰富的警察，那时的作品更像侦查纪实，但这已经成为一个开端。后来，一些记者、教授也开始创作侦探小说，而且形成了侦破小说作者群。我也是该群体的一员。

记：您的小说的写作距今已经十多个念头了，有些内容似乎在政治上太正确了…

何：如果我是在今天写作，可能会有些不同，尤其是对于《股市幕后的交易》来说。在当下中国，贪污腐败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文学创作可以让作者比较容易地处理一些“敏感性”问题。不过，我的小说主要探讨人生和人性问题。在年轻的时候，我认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很明确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人做了坏事，原因可能是制度。我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我力图老老实实地从事我的法律研究工作，努力推动法治在我们社会中的发展。

　　（编辑:何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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